总体来看，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包含党的领导保障、政治组织保障、人才队伍保障、体制机制保障及思想文化建设保障等方面内容，具体到地方法治指数设计，可针对以上五个方面的保障机制设置具体指标，用以分析和评判地方法治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和整体运作水平。
这就要求应急管理法治建设应置于更全面、更开放、更动态的视野之下，系统研究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管理工作各层级、各单元、各时空的构成要素、职责边界及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综合分析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环境，以及法治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相互作用的机制。应急管理体制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模式，体现的是应急管理的体系和组织模式。
多元共存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风险的现实需要，都对公共安全治理升级和法治化转型提出了新要求。2019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应急管理法治化的命题，强调要坚持依法管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应急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但权责一致并非意味着对行政权的苛刻限制。近年来公共安全治理的实践表明，我国在应急管理领域逐渐塑造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交叉配置的法治模式，即有关党的各级组织及相关人员的职责、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内容由党内法规具体调整，国家法律在对坚持党的领导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同时，对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分、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应急管理的职权、工作范围、履责程序和责任追究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应急管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同推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一方面，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发生深刻变化，时空领域不断拓展，既有传统安全，也有非传统安全，既有内部安全，也有外部安全，既有生态安全，也有社会安全，发展与安全深度交织的特征明显。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管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领域和应有之义。（3）法律对第三人的特定利益没有加以规定，且足以发生基本权利规范外效果的重大利益侵害在行政机关适用法律之际以非典型（typisch）形态发生的，可以且应当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认定行政机关具有在个案中对有无重大利益侵害加以判断，并对其加以防护的权能和责任。
[11]也就是说，行政义务不是从裁量授权规范推导出来的，它毋宁是源自个案情况所关涉的、与裁量授权规范相区别的其他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原则，如基本权利，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以这些法律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机关的自我拘束等等。（二）规范内的基本权利与效果裁量对裁量收缩理论的批判还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认为它仅能提供过少的权利保护。关于此点，正浩印刷有限公司诉安溪县人民政府、安溪县水利局不履行开闸泄洪管理职责并要求行政赔偿案也是一个适例。总之，本案是探究裁量收缩问题以及防洪法制基本观念的一个绝好素材，可惜当事人和法院都没有把真正的论点雕琢出来。
质言之，在人定胜天被证实为不切实际的情况下，国家这个共同体对其成员所承担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恐怕只能是以社会连带观念为基础的努力义务，而非结果责任。当然，即便原告的这一主张符合客观真实，被告是否有义务按其要求开闸放水也仍需讨论。
所以，在此情况下，法律规定的不备即在此意义上的立法不作为违宪。[3]代表性文献有，李建良：《论行政裁量之缩減》，载《当代公法新论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在C情况下，行政机关并无效果裁量。在法律解释上，第一判决指出：食品卫生法上的权限行使与不行使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
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所以，上述基准的基准本身可以且应当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内化为法律（裁量授权规范）的意旨。[55][日]東京地判昭和53年8月3日、判時899号48頁（スモン訴訟）。 王天华，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制定本法。消极理由是，私人通过基本权利的规范外效果所获得的保护，与通过法律（行政作用所依据的法律）所获得的保护相比，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保护。
[30]更有学者披露，1965年5月，当时的厚生省制药课长本人曾经为了治疗风湿病而服用氯喹，后来得知了药害有关情况，自己偷偷地停止了服用，却没有告知国民，更没有责令相关企业停售。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可以规定仍然意味着法律对行政机关课予义务，行政机关必须发动规制权限。
因为行政裁量权本身是法律（裁量授权规范）所授予的，从生活出发本身毋宁是法律的指示。[57]前引[42]，宇贺克也文，第267页以下。进入专题： 裁量收缩理论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危险防止责任 裁量基准 保护规范说 。考虑到这一理论背景，结合我国目前的问题状况(详见后述)，笔者认为裁量收缩理论的日本表达更具参考意义。换言之，受害人基本权利与加害人基本权利的比较衡量获得了一个法律解释平台，盐野宏所担心的危险防止措施有时会包括对私人自由与财产的侵害被定位于这种行政裁量的限界问题。具体而言，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但就正文提到的三面关系而言，危险防止责任的认定其实包含着国家与企业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如果侵扰或危险的程度非常高，则有可能将不介入决定视为裁量瑕疵。
留在拖斗里的生猪，原告应自己设法处理。如，日本《食品卫生法》明确将保护国民健康列为立法目的，且明确规定禁止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提炼、制造、进口、加工、使用、调和、贮存或陈列那些包含或附着以及有可能包含或附着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添加物。
[16]参见前引，山本隆司书，第355页二是主张被选举资格独立于选举资格的资格分离原则，即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是分离的，被选举资格应当高于选举资格，有选举权的公民未必具有被选举资格而成为候选人。
[20]在规定劳动者民主权利时，苏俄宪法采取了富有鲜明特征的表述形式。[14]对于这种表述形式，学界曾有两种不同理解。[1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页。《宪法》第34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赋予被选举权以明确的权利属性。
这部苏俄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不仅为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宪法提供了有益借鉴，[19]而且确立了较资本主义民主更完备的民主形式。苏俄宪法第64条正是这种普选理念的表达，这一条款强调将选举权连同被选举权一并平等地赋予全体人民，既突出了人民民主权利的真实性，也彰显了社会主义选举的普遍性和广泛性。
这样，在人大开会期间，政党和团体的候选人一般提出得比较早。[6]另一方观点则提倡资格分离原则，主张只要增设的条件具有合理性，就可以在被选举资格上作出必要的限制。
提名方式的改变不仅大大提高了选民个体获得提名的可能性，也提升了选民和候选人的自主意识。当个人的选举权受到不利限制时，被选举权也将受到同样的不利影响，选民所在的群体将因为选票不足而不能选出代表。
[18]1953年《选举法》第4条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5]庄根森：《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随意解读》，《人大研究》2011年第11期，第39页。 屠振宇，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68]参见雷弢：《被选举权合法性的实践再确认：2011—2012人大代表选举自荐参选人现象解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56-57页。
[33]王晨：《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行动指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体会》，《人民日报》2022年3月5日，第6版。除了抬高资格门槛与《宪法》和《选举法》的明文规定相悖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与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相抵触。
公务说的代表人物拉班德在《德国帝国国法学》一书中指出，选民团体是国家的一种机关，选举是选民的社会责任，选民参加选举所进行的行为是作为国家机关而进行的国家行为。[47]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选举法规范虽然规定候选人的资格与选民的资格一样，但在实际上，在提名时划圈圈、定框框的情形不断发生，这有损于我国选举制度的人民性，降低了选举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77]作出这一结论既有立法技术难以实现的考量，也有实际操作难度较大的影响，最根本的依据在于，对资格条件作出硬性规定的做法于法不合。
